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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广东实践

来源:广东人大网 2019-08-13 08:36:53

  1979年12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省人大常委会,到1980年,全省各市和县(区)的人大相继产生本级人大常委会。

  这个留在广东历史上的重要一笔,开启了南粤大地民主政治生活的新篇章。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年来,广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力促良法先行社会善治,力求动真碰硬有效监督,力推代表履职勤勉尽责,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保障和促进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答时代命题,立足省情实际,回应人民关切,40年来,广东人大以其丰富而有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地方人大工作中领风气之先的“广东现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

  立法

  勇担立法“试验田”率先探索开门立法

  去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的《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引来了网友的一片叫好之声。这个全国首部关于铁路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不得抢占他人座位”,率先对当时不断爆出的“火车霸座”现象亮出法律利剑。

  服务实际需要、回应民生关切,已经成为广东立法最鲜亮的底色与最深厚的传统。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之初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法制建设刚起步,加快实现“有法可依”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对立法工作的迫切要求。

  首批成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广东拥有三个,如何保障特区改革于法有据,成为当时最紧要的立法任务。1979年至1992年,制定保障和促进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法规约占同期省人大立法数量的三分之一。

  大量具有创制性的法律规定应运而生。1981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次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确定了特区土地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1986年通过的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创造性地将当时实行的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规范糅合在一起,成为特区三资企业的主要行为依据。这些不仅促进了特区经济的发展,还为国家日后修订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先行一步”的广东,也亟须法律保驾护航。1993年通过公司条例,开创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先河;2005年出台工资支付条例,率先建立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布制度;2016年通过关于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选址的决定,率先尝试用立法解决“邻避效应”问题……广东人大不断探索用法律约束规范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中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

  40年来,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356件法规中,先行性、自主性法规134件,约占总数38%,充分印证广东立法“试验田”的独特作用。

  优化立法程序同样先行先试。1999年2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将“立法公开化”写入法规,当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国内首次地方人大立法听证会,对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进行听证,标志广东人大立法工作率先向民众敞开大门。

  积极采纳未成年人建议、举办电视讨论会、引入网络听证、进行网络投票……此后,省人大常委会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广泛采纳各种利益群体诉求,不断探索开门立法的新途径,推动立法过程从“听部门说为主”转变为“听群众说为主”。

  委托专家立法、建立立法专家咨询和表决前评估制度、率先对法规草案中分歧意见较大的重要条款进行“单独表决”、开展立法工作人才评选……广东立法体制机制创新一直“在路上”。

  监督

  “一追到底”真督实查刺破预算账本“神秘面纱”

  在今年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获代表全票通过,一举创下历史纪录。

  全票的背后,是预算账本这块“神秘面纱”被完全揭开。从2013年至2019年,我省预算草案编制每年都有新突破,报表从34张递增至94张,给到代表手中的预算草案越来越厚,也越来越详实。

  曾几何时,“内行人看不清,外行人看不懂”是人大开展预算监督的痛点与症结。

  晒出一本“明白账”,是历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真督实查的结果。

  从2001年初制定条例要求预算草案列到“款”级科目,重要的列至“项”级;到2005年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审查监督;再到2014年探索预算支出绩效监督并引入第三方评价,省人大常委会接续发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把预算监督推向极致。

  如今,在广东各级人大,一间联网监督查询室、一个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已成为人大预算监督工作的“标配”。

  时间拨回到15年前,当省人大财经委员会与省财政厅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实现联网之时,人大在中国首次对政府花钱实现了实时监督,打造“透明钱柜”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钱变得越来越烫手。因为一举一动都要接受监督。”联网监督系统运行后,曾有人这样形象描述。

  细到“某部门何时购买了一张折叠床”等信息,“套娃”式数据追踪,让广东“年底突击花钱”现象一年比一年少。

  像这样实打实、硬碰硬的监督,在广东人大历史上并不鲜见。

  1989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质询案,常委会依法审议并对受质询机关负责人作出撤销职务的决定,成为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例刚性监督案;2000年1月召开的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佛山代表团25名代表针对在北江边建电镀城事件处理不当问题,对省环保局提出质询案,这起省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质询案,让闻名全国的“广东人大现象”不胫而走。

  连续10年对东莞虎门沙角电厂群污染问题跟踪监督,连续5年对农村垃圾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连续3年开展底线民生保障情况监督,连续3年对禁毒法和省禁毒条例执法检查,数十年对河流污染整治持续督办……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跟踪,体现了广东人大监督独有的韧劲。

  “一追到底”的韧劲换来的是真刀真枪解决问题。沙角电厂群脱硫工程全部建成运行,全省底线民生保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或居全国前列,禁毒重点地区陆续取消“挂牌”整治,淡水河、石马河、茅洲河、练江水质逐步改善或趋好……一个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监督实效真真正正解决了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代表

  建立常态履职“根据地”“有事找代表”成共识

  在刚刚过去的7月,广东全省五级人大代表用一个月时间,就水污染防治工作集中听民意解民忧,将今年的代表联系群众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这项广东代表工作的新动向,意在推动代表更深入群众。在去年的集中履职活动中,全省共有8.6万代表参加活动,收集人民群众意见建议21467件,成为广东人大历史上代表参与率最高、领导干部代表人数最多、接待选民群众最多、反映收集群众意见最广的一次代表活动。

  既有“大兵团式”的集中履职,也有“细水长流”的常态履职。

  在广东,“有事找代表”成为群众共识。在广东近12万的各级人大代表中,有84%的代表公开了个人信息,其中九成直接选举的县乡人大代表公开信息,形成了代表广泛联系群众的网络。

  同样扩张的,还有代表履职的“根据地”网络。从2005年深圳南山成立首个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以来,广东逐步加快代表联络站建设,截至去年底,已建立代表联络站8430个,平均每14名代表就能通过联络站定期联系群众,实现各级代表进站联系群众经常化、全覆盖。

  深得群众信任的背后,是代表“说话不白说”效应的形成。1998年4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联合下发意见,开通代表反映民意和快速办理代表重要建议的“直通快车”。从2005年开始,将部分代表意见比较集中、社会关注度高的建议合并,形成重点处理建议,交由省政府有关部门重点办理,相关专门委员会牵头督办。

  下接地气、上接天线,如何进一步畅通代表社情民意表达和反映渠道?从2015年起,省人大常委会探索在闭会期间开展约见本级国家机关负责人活动,开辟了代表履职的新渠道、新平台。

  一头连着百姓,一头直通国家机关。2015年,省人大代表就电信诈骗问题两次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以“死磕”精神推动我省1.8亿电话用户全部实名登记。

  五年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先后以解决全省村(居)民生活用水难、普通公路养护、风力发电、办好学前教育、规范罪犯保外就医、加快养老体系建设、推动振兴实体经济降低用地和物流成本等为选题,分别组织代表开展了20场约见活动,共有全国和省人大代表160人次参加,推进解决了一大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责任编辑:赵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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